北大7月17日宣布，除两成报考香港高校外，六成以上文理第一名被北大录取。而清华大学7月19日宣布，录取了九成的理科状元和三成的文科状元，总数连续第四年位列全国高校榜首。显然，两校录取的状元相加，比例已远弘远于100%。

对于这种数据出入，有关方面的解释是，“统计口径”不同——关于“状元”，目前至少有“裸分状元”、“加分状元”、“民族状元”、“自主招生状元”、“保送生编外状元”等多种提法。在地方教育部分和中学，这种提法，仍是可以理解的，在当前考试轨制下，这无非是借“状元”之名声，打造当地教育和学校办学的“光辉业绩”。前几年，就有新闻报道，有中学在各自公布培养出“状元”，打起“口水仗”。而北大和清华，也卷入这“口水仗”，就十分令人深思了。

这首先让我想到了院士统计。这几年，各高校宣布的院士数，加起来也远高于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宣布的编制在高校的实际院士数。原因也是“统计口径”不同，高校宣布的院士数，是把人事关系不在学校、仅为学校兼职教授、参谋教授的院士也计算在内的。之所以这样计算，是为了体现师资气力雄厚。而用“状元”来体现招生生源质量，实在是同样办学思维在不同领域的体现。这就是“形象工程”和“政绩思维”——高校注重的是能展示办学成绩的各类数字，而在人才培养领域，招收到多少“状元”，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数字之一，为了获得好看的数字，学校是会想方想法采用有利于自己的“统计口径”的。或许按照现在这样的发展势头，今后会统计到地级市状元这一级。

实在，“状元”不能代表生源质量，这已经不需要再反复理论。从人才评价体系看，“状元”最多只能代表知识教育角度的人才评价，是“分数崇拜”的产物，在一些地方，已明令禁止炒作“状元”；从“状元”的实际成长看，过去30年的教育实践表明，“状元”很少在职场中取得凸起的佳绩；而且，前不久刚传出北京理科状元申请11所美国名校被拒录的动静，已被普遍议论这是对我海内地状元情结的警醒。于此，北大和清华不会不知道，甚至在他们两校所推进的自主招生中，也明确反对这种人才评价模式——高校进行自主招生的理由是，打破高考单一的人才评价模式，建立起针对学生的多元评价体系，让偏才、怪才脱颖而出。既然如斯，高校就不能再注重单一分数尺度下的人才，否则就是与自主招生的多元评价体系自相矛盾。在这种改革背景下，公道的做法是，学校应主动不以“状元”进行炒作，由于集中高考轨制中的“第一名”，已经因为保送生、自主招生规模的扩大，而失去“意义”（假如以前还有一定“意义”的话）。

可北大和清华在集中高考中对“状元”的高度关注，却无疑向众人公布：他们看重的仍是高考体系中的“状元”，人才观还停留在“分数至上”层面。这给基础教育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？而自主招生改革，不是铺张财力、物力的多此一举吗？

而从正视人才培养看，北大和清华“抢状元”，并非真正正视人才培养。在世界一流大学，学校会对每个学生在大学中的成长、今后在社会的发展进行跟踪调查，从而对学校的招生评价尺度进行调整。据我所知，有的大学，近年来就减少了对亚洲学生的招生规模，原因是他们的跟踪分析发现，亚洲学生入学时分数很高、求学时课程成绩也不错，但是创造能力缺乏，对人生也没有明确规划。而我国大学，宣称正视生源，可却基本上没有对学生进行跟踪调查的机制，就连这几年进行自主招生改革以后，也没有一所大学，对这些自主招生学生，进行对比分析，以此评估招生模式的优劣。可以说，招生和培养、就业完全脱节。假如北大和清华有这样的跟踪培养机制，或许早已针对“状元”的大学学习表现和社会发展表现，调整对生源质量的评价尺度了。

北大和清华的“状元情结”表明，我国大学的“政绩思维”严峻，对人才培养的长期关注不够，同时自主招生改革并没有建立起全新的人才观。要改变这种情况，还在于推进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改革。目前的高校自主招生乃不伦不类，首先，嫁接在集中高考轨制之上，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，还必需参加高考，高考成绩仍是录取的重要依据，所以，才会让大家的关注点仍是在集中高考，也才有“裸分状元”、“加分状元”、“自主招生状元”这些新名目；其次，没有建立学生和学校双向选择的录取机制——这是增强学校办学活力的根本轨制——自主招生增加了高校的选择权，但并没有扩大考生的选择权，每个考生仍是只能拿到一张录取通知书，所以学校并没有被学生选择所带来的竞争意识，人才培养压力并不大，学校天然只关注招生而不关注培养，并以招生的生源“质量”来代替身才培养质量评价。而真正意义的自主招生，是以学生多次选择为基本特征，考试社会组织，学校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、多元录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