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语文教学上的“成功”（如果我取得的一些成绩可以算“成功”的话），确实有些******色彩。想当年，我在成为语文教师之后，一直不知“语文教学法”为何物，我只是按照自己成长的经历描绘出一幅语文教学的蓝图。有朋友戏言：“钱梦龙完全属于‘闭门造车’，可恰恰因为‘闭门’，造出来的‘车’倒有点与众不同。”我在1980年代初就提出了“学生为主体，教师为主导，训练为主线”的思想，有人说我有“前瞻性”，其实它是我对自身成长经验概括提炼的结果，如果非得说个什么“性”的话，我只能杜撰一个名词：后瞻性。

纵观世界各国的教育，无论体制有怎样的差异，都必然把对下一代进行民族语教育放在首要的地位。因为“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，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，二者的同一性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。”（洪堡特）民族语不仅是民族精神、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，而且它本身就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；对下一代进行民族语的教育，是传承、延续、发扬民族精神、民族文化的必然选择，而这个任务在中小学的各门课程中毫无例外都由语文课承担。换言之，中小学设置语文课程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下一代进行民族语的教育。语文教学，说到底就是民族语教育。民族语教育正是语文教学之“魂”！

读古代诗词给予人的影响，不是外显的，而是一种潜移默化。读诗词的人自己也许并不感到这种影响的存在，人们却会从他不俗的谈吐中和优雅的举止上感觉到一种特有的气质，一种超凡脱俗的“书卷气”。苏轼有诗云：“粗缯大布裹生涯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”确实如此，一个饱读诗书、受过传统文化熏陶的人，即使身穿土布衣服，也无法掩藏其内在的气质之美。

我教了一辈子语文，主观上确实很想干得更出色些，但囿于个人的学识和能力，直至1993年退休，我仍然徘徊在第三境界的门外，遑谈第四境界了。因此，当我放眼21世纪中国语文教坛的时候，自然就格外热切地寄希望于后来者。我希望看到我的年轻的同行中有尽可能多的人登堂入室，进入语文教育的第三境界，直至第四境界。